上一件拍品信息
尺寸
高20cm
备注
说明：本品磨盘口，细颈，弯流，球腹下承喇叭形足，底书「大清嘉庆年制」六字三行篆书刻款。通体以金彩为地，呈色富贵，腹部以缠枝莲托八宝纹为主题纹饰，流与壶身相接处饰以红彩绘龙首，绘工精细，生动传神。全器彩釉饱满，金彩保存完好，制作考究，为御窑厂烧制之精品。
贲巴原为藏传佛教的佛事活动中用的凈水瓶。瓷质贲巴壶流行于乾隆嘉庆时期，是皇家为其所属寺庙及西藏寺庙定烧的法器。清代皇家信仰佛教，景德镇的御窑厂大量生产了各种瓷质的佛教用具，如七珍、八宝、贲巴壶等，除了作为宫中佛堂的法器外，也用来供朝廷赐给西藏地区的佛教寺院。乾隆、嘉庆时期，贲巴壶也是皇帝向内地寺庙的进献之物。
参阅：北京保利2014春Lot6302号，成交价575万。
中国嘉德2011春Lot3443号，成交价483万。
北京诚轩2008秋Lot0675号，成交价313万。
北京中汉2010春Lot0062号，成交价235万。
来源：上海泓盛拍卖2014年春Lot0610。
清廷佛缘
由于十六世纪末以降藏传佛教势力在蒙古地区的扩张，藏地僧人开始在蒙古宣传并重塑藏传佛教特殊的“政教二道”理论。蒙古汗王通过与藏地大德建立施供关系，进而获得佛教所赋予的普世性价值，以此做为蒙藏政权的合法性基础。满洲在入关以前，除了汉文化以外，亦深受蒙古文化的影响。而早在努尔哈赤之时，满洲人便与蒙古喇嘛有所接触。这些熟悉蒙藏政情的蒙古僧人，很早就将“政教二道”的理论带到满洲，而这也是何以清帝自皇太极以来，便开始以佛教圣王自居。随后自五世达赖喇嘛开始尊称顺治为文殊皇帝，到乾隆令儒臣以考据学系统化建构文殊与满洲的联系，这些举措在证明清朝对于内亚世界，尤其是广扩的蒙藏地区，其正统性完全是建立在藏传佛教的政教理论基础之上。这也就是说，清朝政权的合法性，不仅继承了明朝的儒家道统，同时也从蒙古方面继受了藏传佛教的政教合法性。在《内阁大库档》中发现一组1635年皇太极与朝鲜国王之间往来的满文信件。皇太极在信中声称他已从蒙古人手中获取大黑天金像，要求朝鲜国王送来稀有的彩绘颜料，以便建寺供奉大黑天金像。而朝鲜国王在回信中提到：“贵国修建佛寺，又得大元佛尊，此天以慈悲之教福贵国之人也。”由此看来，大黑天金像所代表的正统性，并不仅仅为蒙藏人士所承认。而在皇太极从林丹汗处获得大黑天金像不久后，便于1636年宣布建号大清，改元崇德。这也说明清朝的成立最初所依据的，实际上是来自林丹汗的藏传佛教正统；一直要到1644年清兵占领北京，清朝才正式接收明朝所代表的儒家道统。
贲巴壶有流嘴、但无执柄，使用时手握壶颈，若贲巴壶省去流嘴，便称贲巴瓶，佛教徒用于盛水，或者插草其中作为礼佛陈设，因此称藏草瓶，贲巴壶也称藏草壶。贲巴是藏语音译，而梵音原作“军持”，密宗《千手千眼观音大悲心经》曰：“若为生梵天者，当于军持”。《庶物异各疏》：“梵语军持，一云军迟，此云瓶也”。又《释氏要览》云：“净瓶梵语军迟，此云瓶，常贮水，随身用以净手”。《大悲心经》又曰：“若为令一切饥渴有情得以清凉者，当为甘露手”。其手印图解亦为握水瓶，故军持复称甘露瓶。明代所制军持大多有流嘴，形状与清代贲巴壶略相似，只是结构轮廓简洁，纹饰青花，无多装饰，仍为用具，贲巴壶出于清官窑者辄为喇嘛教法器。该器型源自藏族的金属器皿，瓷器仿制早自元代就已开始。元代我国就有制作精美的青花红绿彩描金器，一直延续到清代。清乾隆时创制的宫廷供器，传世品有红彩、金彩和各种色地粉彩等贲巴原为藏传佛教的佛事活动中用的凈水瓶。清代从康熙时期开始制作瓷质贲巴壶，干嘉时期颇为流行，是皇家为其所属寺庙及西藏寺庙定烧的法器。清代皇家信仰佛教，景德镇的御窑厂大量生产了各种瓷质的佛教用具，如七珍、八宝、贲巴壶等，除了作为宫中佛堂的法器外，也用来供朝廷赐给西藏地区的佛教寺院。乾隆、嘉庆时期，贲巴壶也是皇帝向内地寺庙的进献之物。文献曾记载，乾隆皇帝祭祀泰山岱庙时，就曾进献过贲巴壶。
贲巴原为藏传佛教的佛事活动中用的凈水瓶。瓷质贲巴壶流行于乾隆嘉庆时期，是皇家为其所属寺庙及西藏寺庙定烧的法器。清代皇家信仰佛教，景德镇的御窑厂大量生产了各种瓷质的佛教用具，如七珍、八宝、贲巴壶等，除了作为宫中佛堂的法器外，也用来供朝廷赐给西藏地区的佛教寺院。乾隆、嘉庆时期，贲巴壶也是皇帝向内地寺庙的进献之物。
参阅：北京保利2014春Lot6302号，成交价575万。
中国嘉德2011春Lot3443号，成交价483万。
北京诚轩2008秋Lot0675号，成交价313万。
北京中汉2010春Lot0062号，成交价235万。
来源：上海泓盛拍卖2014年春Lot0610。
清廷佛缘
由于十六世纪末以降藏传佛教势力在蒙古地区的扩张，藏地僧人开始在蒙古宣传并重塑藏传佛教特殊的“政教二道”理论。蒙古汗王通过与藏地大德建立施供关系，进而获得佛教所赋予的普世性价值，以此做为蒙藏政权的合法性基础。满洲在入关以前，除了汉文化以外，亦深受蒙古文化的影响。而早在努尔哈赤之时，满洲人便与蒙古喇嘛有所接触。这些熟悉蒙藏政情的蒙古僧人，很早就将“政教二道”的理论带到满洲，而这也是何以清帝自皇太极以来，便开始以佛教圣王自居。随后自五世达赖喇嘛开始尊称顺治为文殊皇帝，到乾隆令儒臣以考据学系统化建构文殊与满洲的联系，这些举措在证明清朝对于内亚世界，尤其是广扩的蒙藏地区，其正统性完全是建立在藏传佛教的政教理论基础之上。这也就是说，清朝政权的合法性，不仅继承了明朝的儒家道统，同时也从蒙古方面继受了藏传佛教的政教合法性。在《内阁大库档》中发现一组1635年皇太极与朝鲜国王之间往来的满文信件。皇太极在信中声称他已从蒙古人手中获取大黑天金像，要求朝鲜国王送来稀有的彩绘颜料，以便建寺供奉大黑天金像。而朝鲜国王在回信中提到：“贵国修建佛寺，又得大元佛尊，此天以慈悲之教福贵国之人也。”由此看来，大黑天金像所代表的正统性，并不仅仅为蒙藏人士所承认。而在皇太极从林丹汗处获得大黑天金像不久后，便于1636年宣布建号大清，改元崇德。这也说明清朝的成立最初所依据的，实际上是来自林丹汗的藏传佛教正统；一直要到1644年清兵占领北京，清朝才正式接收明朝所代表的儒家道统。
贲巴壶有流嘴、但无执柄，使用时手握壶颈，若贲巴壶省去流嘴，便称贲巴瓶，佛教徒用于盛水，或者插草其中作为礼佛陈设，因此称藏草瓶，贲巴壶也称藏草壶。贲巴是藏语音译，而梵音原作“军持”，密宗《千手千眼观音大悲心经》曰：“若为生梵天者，当于军持”。《庶物异各疏》：“梵语军持，一云军迟，此云瓶也”。又《释氏要览》云：“净瓶梵语军迟，此云瓶，常贮水，随身用以净手”。《大悲心经》又曰：“若为令一切饥渴有情得以清凉者，当为甘露手”。其手印图解亦为握水瓶，故军持复称甘露瓶。明代所制军持大多有流嘴，形状与清代贲巴壶略相似，只是结构轮廓简洁，纹饰青花，无多装饰，仍为用具，贲巴壶出于清官窑者辄为喇嘛教法器。该器型源自藏族的金属器皿，瓷器仿制早自元代就已开始。元代我国就有制作精美的青花红绿彩描金器，一直延续到清代。清乾隆时创制的宫廷供器，传世品有红彩、金彩和各种色地粉彩等贲巴原为藏传佛教的佛事活动中用的凈水瓶。清代从康熙时期开始制作瓷质贲巴壶，干嘉时期颇为流行，是皇家为其所属寺庙及西藏寺庙定烧的法器。清代皇家信仰佛教，景德镇的御窑厂大量生产了各种瓷质的佛教用具，如七珍、八宝、贲巴壶等，除了作为宫中佛堂的法器外，也用来供朝廷赐给西藏地区的佛教寺院。乾隆、嘉庆时期，贲巴壶也是皇帝向内地寺庙的进献之物。文献曾记载，乾隆皇帝祭祀泰山岱庙时，就曾进献过贲巴壶。